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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斟酌损益 刘后滨:因革损益——中国制度文化的内在

    来源:http://www.luancen.com 发布时间:2020-09-14 点击数: 115

      制度一词的含义存在着许多种解释,本文取其理政基本原则与之狭义。中国传统制度文化,是诸子百家思想在层面汇集与融合的产物,是、、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融合的结晶。

      主张礼治,强调将礼体现的秩序制,以其“内圣外王”理想和德治、仁政方针,在历代帝王实践中被奉为圭臬,使其在传统制度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。而在战国时期秦国崛起的过程中,法家思想在实践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。自汉代以后,儒法两家汇合起来形成的制度文化总体上是居于显处的,而思想在传统制度文化中则居于隐秘或者说深层之处。

      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,从方针和制度方面贡献着特殊的思想和智慧,既有对现实和制度的深入,也有许多建设性的策略和思想。葛洪《抱朴子》(外篇)中许多篇章都是关于理政的言论,对于传统制度文化的塑造影响颇深。例如,关于用人,葛洪认为明君要“劳于求人,逸于用能”,而不可独统万机,亲总细务。在回答“尾大于身者,不可掉;臣贤于君者,不可任”的问题时,葛洪说,“汉高决策于玄帏,定胜乎千里,则不如良、平。治兵多而益善,所向无敌,则不如信、布。斟酌损益兼而用之,帝业克成。”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帝业,关键在其善于用人,用张良、陈平决策,用韩信、黥布治兵。善于用贤臣能臣,是为君之道的关键,而耻君不及尧舜,则是为臣之道的核心。在实践中如何选官用人、如何构建良好的君臣关系,葛洪总结的这些原则都进一步落实到制度建设之中,这些思想对于后来帝王影响颇深。

      思想家对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贡献,更在于其因革损益、随时变通的思想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提出,“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,以画一之救鼎涌之乱,非识因革之随时,明损益之变通也”,不懂得随时变通,就如同“刻舟以摸遗剑,参天而射五步”那样滑稽可笑。葛洪用《吕氏春秋察今》的“刻舟求剑”、《淮南子说山训》的“指天而射”两个寓言故事,强调了礼法政刑随着世变时移而因革损益的原则。这种思想因此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主流之一。

      中国传统文化中,斟酌损益因与革是对于制度演进认识的两个向度,二者缺一不可,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。理政的实践中,有时侧重因循守成,强调恪守祖之法和祖制祖训,例如北宋真以后形成的祖之法和明朝对洪武祖制及皇明祖训的遵循。有时又侧重损益变通,例如汉武帝时董仲舒进《天人三策》提出全面“更化”理论,宋神时王安石提出“祖固不足法”的变法主张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历史上对制度和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,往往是思想家、家,他们对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着透彻的理解。

      董仲舒的“更化”理论,以总结“天人之征、古今之道”的《春秋》为指导思想,以“奉天而法古”为基本准则。要从理论上奉天,就必须从实践中法古。而所谓古,在董仲舒看来,主要是指上古尧舜之时,即使是夏商周三代,也还不足以成为最高目标。只有古代的尧舜,才是头。董仲舒之所以要把的目标定得那么玄远,似乎可望而不可及,就是要强化的过程。太平之世,制礼作乐,是一种伟大的理想,永远为这个理想而奋斗,才能不断进步。董仲舒说的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,并非主张治世之道不须更张,而是强调天意已变,需要全面“更化”。

      王安石不顾北宋斗争中祭起“祖家法”的锏来打击的惯常做法,不顾司马光对宋神“祖法制俱在,不必更张以失”的,毅然指出:“至于祖之法不足守,则固当如此。且仁在位四十年,凡数次修敕,若法一定,子孙世守之,则祖何故屡自变改?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五九)不过,“祖不足法”的主张,乃是建立在制度因革的辩证关系基础上。祖之法不足守,并非要完全抛弃祖之法,而是不必默守祖之成宪。其实,在是否需要的原则上,保守派和派并未有实质性分歧。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方案,考虑的是的成本和风险。他承认现状并不令人满意,但需要具备各方面条件,否则反而可能导致垮得更快。司马光说,“治天下譬如居室,敝则修之,非大坏不更造也,大坏而更造,非得良匠美材不成。今二者皆无,臣恐风雨之不庇矣。”王安石则持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,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准了弊端的脉,只有抛开各种矛盾往前走才能开出一条来。他说,“治天下譬如医用药,当知虚实寒热,方虚寒时,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”(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三十九《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灾变》)。

      抛开对诸如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等思想言论之曲解,即使针对事实上制度的因循沿袭一面,如果对此过分强调而忽视其创新内容,则无疑会夸大中国制度文化中保守之惰性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,任何朝代的制度建设皆有其“革故鼎新”一面,都不可能完全因袭前朝。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关“汉承秦制”、“宋承唐制”、“清承明制”等模式化的书写,并不能后一朝对前朝制度的损益变通。即使在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,出于行政合理化的客观需要,也必须完善制度的更新机制,以及不断调整制度和建设制度的文化。

      制度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,制度文化中强调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与必要性。元代史学家马端临作《文献通考》,其所考制度,重点在于“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”。其《自序》特别指出,司马光编撰的《资治通鉴》虽然贯通古今,但是“详于理乱兴衰,而略于典章经制”。所谓理乱兴衰其实是代各有史、互不相因的,而“典章经制,实相因者也,殷因夏,周因殷,继周者之损益,百世可知,盖已预言之矣”。唯其如此,制度建设必须有因才有革,因革损益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内核。讨论制度必须要博而好古,必须要有跨越朝代的历史坐标,只有“会古酌今”,才能做到“灿然一新”(《元史刘秉忠传》)。改制必须托古,这是中国古人的惯性思维。所以,唐人李翰在为杜佑《通典》所作序言中强调“三代之道,百世可师”,提出“君子致用在乎经邦,经邦在乎立事,立事在乎师古,师古在乎随时。斟酌损益必参古今之宜,穷终始之要。始可以度其古,终可以行于今”。但是,所有对制度相因相袭特性的强调,都是以随时损益、与时俱进为落脚点。

      因革损益传统给我们的是,由于形成于轴心文明时代的经典具有价值,结合时代的特点可以从经典著述中不断翻出新意。但是,这种新意必须要经过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呈现。

      马端临一方面强调制度的因循沿袭,同时也指出历史上所有“欲复三代之规”即“复井田”的做法都是徒劳,“以古今异宜故也”(《文献通考自序》)。清朝乾隆在《御制重刻通典序》中也援引《尚书说命》“学于古训乃有获”的古训,着重强调“为国家者,立纲陈纪,斟酌古今,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”。只有斟酌古今,才能与治同道,吸收制度文化的内在,而不至拘泥于其表面设施。至于对待本朝的祖家法如何因革损益,则需要视一定时期与制度的而定。“家法”之冠以“祖”,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范继承者的言行,是一种特殊的约束,导致有时也只能愤愤几声“快意事便一件做不得”(侯延庆《退斋》)。尊重祖之法及其约束作用,不等于可以不顾变化的现实而一直唱着老调子。否则,就会应了鲁迅针对宋代的祖家法所说的话,“大家又唱老调子,和没有关系的老调子,一直到宋朝的”(鲁迅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)。

      历史再三证明,当因循沿袭了损益变通,历史就需要寻找新的出口。无论是整体制度的某一方面的变革,还是文化融合带来的新鲜血液,历史总能在转型中实现新的跨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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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当然,这类“方子”的“提升效果”,基本也就止于“心理作用”。但中国古人“练轻功”的热情,却是自古就高涨。《管子》里记载,春秋年间的齐国老百姓,就喜欢在大树下“戏笑超距,终日不归”。也就是在树下比跳跃,甚至还为此赌斗争胜,以至于农业生产都一度荒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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